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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孩读到高中阶段，如果数理化的成绩不佳，教师、家长都会劝他转向文科。这样的转向通常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，所以书读得很苦。其实，文史课程也可以学得很有趣。民国年间(1932年)，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培训中心入学考试拟的国文考卷，有“对对子”的题目，有一题出句为“孙行者”，要学生拟“对子”作答。所拟题目没有标准，有答“祖冲之”、有答“王献之”，陈寅恪认为答得好的是“胡适之”。这样的考题，目的是考查学生国文的综合素质。“对对子”的考题，在当时可谓别出心裁，也引起不小的争议，有大加赞誉的，也有与之商榷的。其实，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，就在其与众不同的独创性，即便是教学考试，也有不同于常人的思路，背后则是其独特的教学理念，且能让学生学得有趣，回味无穷。无独有偶，史家吕思勉所拟的历史考题，也别具一格、富有情趣。现写出来与读者诸君一起分享欣赏。
也是民国年间，吕思勉在光华培训中心任教，讲授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，期末考试的题目之一是：“翼奉谓汉都长安，其制度已趋，不足以为治，因欲迁都洛阳，果如其说，则今日之都舍弃南京等旧都会，而别图营建，甚至各省省会等亦皆如此，遂足以整饬政界之风纪，而增加其效率欤？试以意言之。”
翼奉是西汉的经学家，官至“谏大夫”，谏大夫是朝廷里的言官，举凡朝廷政策、官府用人等有违宪失误的，都要向皇帝进谏纠错。西汉的盛世昙花一现，到元帝的时候，已进入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。有志之士纷纷提出改革方案，翼奉也是其中之一。他的改革主张非常奇特，翼奉说：现在是民困国虚，非常危险了，“不改其本，难以末正”。“本”是什么呢？“本”是迁都。为什么改革非要“迁都”呢？那是因为，现在京城的腐败氛围太浓了，京城原是全国的“善”之区，具有榜样示范效应，而现在几乎成了“恶”之地了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，任何改革都不会有成效。所以，要实行改革，首先就要迁都。这自然是西汉的事情，反观当年，自民国以来，都城的设置，或南或北，摇摆不定，意见纷呈。直到1945年，还有某商业社团上书蒋介石请迁都北平之议。于是，吕思勉就拟了这一个考题，借以训练学生“由古及今”的思维能力。
吕思勉认为，不光培训中心生要有这样的历史教学，中学生也是如此。他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(《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37年7月版)，也列有这一类的题目：如“为什么民政不能靠县令办，而要靠自治职？试就眼前的事情，举几件实例。”“中国在南洋一带拓殖力，既然很强，为什么到现在反没有实力呢？”“中国的政治，为什么要取放任主义？放任主义，有好处否？现在如要改行干涉主义，如何才可免去流弊？”……
关于这样的考题，吕思勉做了专门的说明，他说：初中生学习历史，只要记得一个轮廓即可，不必太细化，考试也不能专责记忆。之所以拟这样的思考题，是要使学生学会将书本与事实连结一体，引导他知道书中的记载，就是社会上的某种事实。训练学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解答问题。他教导学生要学会“活”读书，不要“死”读书：“知书上某一句话，系指现社会某一种现象者，所读者话书也。不知之者，所读者死书也。”笔者曾把吕思勉的这些试题拿给培训中心生、研究生看，他们都表示很难做，特别是关于“自治职”、“放任主义”，几乎无从下手。这不是今日的学生比民国年间的学生要来得笨，而是我们平时的教学缺乏这样的思考和训练。
今天，陈寅恪的“对对子”，几乎传为文史界的美谈。不过，照着陈先生的思路去拟题的，大概还没有。吕思勉“由古及今”的教学考试方法，不知有没有历史教师注意到，并尝试着运用在他的教学和考试中？历史学大概是人文学科中难教、难考的一种。“学历史有什么用？”它既无趣，又难考(考试被称为“背多分”，意思是背得多、分数也多)，这是中学生对历史课程的普遍评价。教者如偏重知识传授，学生便流于死记硬背；教者若侧重论理说教，学生便会“呕吐反胃”。吕思勉“由古及今”的教学和考试，或许能改变上述困境，历史教师如能适当地使用“由古及今”、“由远至近”的教考方法，学生怎会无兴趣、不爱听呢？这门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，怎么会枯燥无味呢？历史书，原不是用来教学生、考学生的；业余读书，你我也不妨用“由古及今”、“由远至近”的方法来读点正经的历史书。有时看些戏说类东西，也是一种娱乐调剂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毫无节制(且无底线)地沉浸于“娱乐之史”，结果恐怕就是“娱乐至死”。
(作者为华东师大教授)
